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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旗子弟该如何认定?八旗子弟又有何待遇?

发布时间:2017-09-29| 来源:清朝历史网 | 浏览量:

  "八旗子弟"是什么?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,但是年轻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了。清兵入关以前,17世纪初,努尔哈赤(清太祖)把满洲军队分成了四旗,每一旗,起初是七千五百人。后来因为人数一天天增加(以满人为主,也包括少量蒙、汉、朝鲜、俄罗斯等族人),又由四旗扩充为八旗。八旗旗色的分别,是除了原来的正黄、正红、正白、正蓝之外,再加上镶黄、镶红、镶白、镶蓝。这些旗的编制,是合军政、民政于一体的。满洲的贵、贱,军、民,都编了进去,受旗制的约束。后来,随着军事的发展,又增编了“蒙古旗”和“汉军旗”。三类军旗各有八旗,实际上共为二十四旗。原来的本部,由于区别上的需要就专称“满洲旗”了。

  清兵入关的时候,这些“旗下人”或者说“八旗人”的男丁,大抵是能骑善射,勇于征战的。入关以后,他们大抵受到了世代的优待。和皇室血缘亲近,地位崇隆的,当了王公大臣,什么亲王、贝勒、贝子、镇国公、辅国公之类;地位小的,当什么参领、佐领;最小最小的,也当一名旗兵。由于他们参与“开国”有功,地位特殊,世世代代食禄或者受到照顾。特别是满洲旗的“旗下人”,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,他们大抵是满洲人,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随清宗室到处征战的汉人,即归附已久的“旧人”置身其间。清代的制度,规定他们不准随便离开本旗,在京的也不准随便离京。凭祖宗的福荫,他们好些人世代有个官衔,领月钱过活。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当兵,领一份钱粮。但是家族繁衍,人越来越多。有的人名义上还是参领佐领,但实际上已经并不带兵,有的人名义还是骁骑校,但是已经不会骑马。更甚的,由于子孙大量繁殖的结果,每家每户的“月钱”不可能累进,“粥少僧多”,就分薄了收入。旗兵的名额有限,也不可能随便入营。加上上层人物的贪污腐化,大吃空额,能够入营的旗兵相对来说就更加有限了。这样,世代递嬗,不少“旗下人”就穷困下来。他们之中某些有识之士,也觉得长年累月游手好闲,不事生产,坐吃山空不是办法,也有去学习手艺的。但是这样的人,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,认为他们没有出息。所以就其压倒的多数而论,“旗下人”大抵是游手好闲的。

  先代的“光荣”,祖辈的“福荫”,特殊的身份,闲逸的生活(靠领月钱过日子),使得许多“旗下人”都非常会享乐,十分怕劳动。男的打茶围,蓄画眉,玩票〔玩票〕指非职业演员从事戏曲表演。,赌博,斗蟋蟀,放风筝,玩乐器,坐茶馆,一天到晚尽有大量吃喝玩乐的事情可以忙的。女的也各有各的闲混过日的法门。到了家道日渐中落,越来越入不敷出的时候,恃着特殊的身份和机灵的口舌,就干上巧取豪夺,诓诓骗骗的事儿了。他们大抵爱赊买东西,明明口袋里有钱,偏要赊,已经寅吃卯粮了,还是要赊。当时好些人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。广州曾经是“旗下人”聚居的城市之一,至今市区还留下“八旗二马路”这么一个名称。这里流传着一个故事:早年有个“旗下人”到茶馆喝茶,当堂倌取来冲茶用的盖盅,还没有冲水的时候,他就把一只小鸟放在盅里,加上盖子。当堂倌揭开盖子的时候,小鸟呼的一声飞走了。于是这旗人就撕开颜面,缠着堂倌索取赔偿,狠狠敲了一笔之后,才扬长而去。直到今天,广州的茶馆里,服务员为茶客泡好茶,如果茶客饮后自己不揭开盖子的话,服务员是不会主动来冲水的。传说这种习惯就和这个故事有关。姑不论这是真是假,直到现在仍有这样的故事流传,可见当年“八旗子弟”给人的印象了。

  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到的“八旗子弟”,应该说是一个特定名称,它指的不是清兵入关前后,策马弯弓,英勇善战的旗籍青年;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后,逐渐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曾经有过旗籍的青年;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。“旗人”之中,也有出类拔萃、不同凡响的人物。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,就是正白旗人。现代作家老舍,就是正红旗人。他们“旗下人”的身份丝毫不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。它指的是清末那些凭借祖宗福荫,领着“月钱”,游手好闲,好逸恶劳,沾染恶习,腐化沉沦的人物。

  老舍先生因为是满族的旗人(不像曹雪芹那样是原属汉族而祖先进了满洲旗的旗人),因此,他对于满族旗人,对于那些“八旗子弟”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为是知之有素的。在他的《正红旗下》那篇自传体的文章中,曾对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绘声绘色、入木三分的揭露。这里我想引他的两段话,以窥见不少旗人沦落的原因以及他们当时的生活方式:

  ……按照我们的佐领制度,旗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,不准随便离开本旗,随便出京;尽管可以去学手艺,可是难免受人家的轻视。他应该去当兵,骑马射箭,保卫大清皇朝。可是旗族人口越来越多,而骑兵的数目是有定额的。于是,老大老二也许补上缺,吃上粮钱,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赋闲。这样,一家子若有几个白丁,生活就不能不越来越困难。这种制度曾经扫南荡北,打下天下;这种制度可也逐渐使旗人失去自由,失去自信,还有多少人终身失业。

 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,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,也忘了自励。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:有钱的真讲究,没钱的穷讲究。生命就这么浮沉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。是呀,以大姊的公公来说吧,他为官如何,和会不会冲锋陷阵,倒似乎都是次要的。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,唱快书,和养四只靛颏儿(注:一种小鸟)。同样地,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“满天飞元宝”,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。是,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,他的眼睛,总看着天空,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。……他们老爷儿俩都聪明、有能力、细心,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。他们在蛐蛐罐子、鸽哨、干炸丸子……上提高了文化,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。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、明白而有点糊涂的梦。

  这类人物去当什么“参领”“佐领”以至什么名义上更大的官儿,自然没有办法不把事情弄糟。当年帝国主义军舰开到中国沿海耀武扬威,初次见到那些艨艟〔艨艟(méngchōng)〕也写作蒙冲,古代战船。这里借指军舰。时,扬言“此妖术也,当以乌鸡白狗血破之”的,不就是官阶虽然比他们高得多,但无知和胡混的程度,和此辈也在伯仲之间的八旗王爷将军一类的人物吗!

 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,而“八旗兵”的颟顸〔颟顸(mānhān)〕糊涂且马虎。腐败,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。后来的“八旗兵”已经变得腐朽透顶,在战场上常常一触即溃,和清军初入关时那种秣马厉兵、能征惯战的景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。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搁起这支老队伍,另行去编练新军。而编练新军,又没法阻止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前来参加,起义新军终于构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军的洪流之一。

  重温这段历史,我们可以见到,一个人不是凭真才实学,凭艰苦奋斗,而是凭血统关系,躺在祖先的福荫之下,享受特权,闲逸度生,是终究非衰颓腐败下去不可的。这样的事情,该是顺治、康熙所始料不及的吧!早期的八旗将领,可以说过的是相当艰苦的生活。今天如果到沈阳的故宫参观,可以看到金銮殿下的广场上,两旁分列着八座小殿宇似的建筑,那是八旗主帅进见努尔哈赤,入朝议事时的驻宿之处。那些房屋并不大,大概只相当于现代旅馆每天十块钱的房间的大小,那就是早期“主帅”们的生活标准了,较之后期的王侯公卿的生活水平来,也是相去很远的。

  凭血统关系,凭祖宗福荫过骄奢闲逸的生活,可以使人日渐腐朽,终至于烂得不成样子。这种事情,实际上并不独“八旗子弟”为然,可以说历朝历代,都有无数这样的事例。这真是“前面乌龟爬泥路,后面乌龟照样爬”,“前车虽覆,后车不鉴”了。在清代之前,明代原本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活剧。明初朱元璋分封王子为各地的王,这些王的儿子,嫡长的就继承王位,世袭不已。其他的王子王女,也各有封赠。由于人数越来越多,一代代传下去,封号和食禄就依级递减,例如“镇国将军”之下就是什么“辅国将军”,“辅国将军”之下就是什么“奉国将军”,“奉国将军”之下就是什么“奉恩将军”之类。有人统计过,明代开国时的几十个帝王子弟,到了明末,繁衍出来的人数已经数以万计,这些人躺在祖先荣誉、血统关系的账本上,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,大抵都成了营营扰扰的庸碌之辈。明朝的覆亡,和这么一大群人都直接间接向农民进行各种各样的需索,使人民负担越来越重,不胜其苦,也是很有关系的。辛亥革命以后,明清式的世袭王公大臣没有了。但是许多地主人家,他们的儿女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地过着另一种“世袭”的老爷少爷、奶奶小姐式的生活,在血统关系的账本上度不劳而获的日子?而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,谁知道究竟滋生了多少的浪荡子弟、花花公子、赌徒和鸦片烟鬼?

  在这方面,西方的资产阶级,却是不简单地把大量的财产很快付托给儿女,在给他们以相当的教育之后,就鼓励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来获取酬报。例如小孩补篱笆、种树之后才给予一定的奖励,成人参与某种工作之后才按月领薪,并不给予特殊照顾之类。这是有他们比较深远的用心的。资产阶级至少在这些方面,比较历史上各个剥削阶级,显得稍有见地一些。

  在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里,照理说,干部子弟不会也不应该变成“八旗子弟”式的人物,然而社会制度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一回事,各家各户的具体环境、具体教育又是一回事。在我们社会里,尽管有大量干部子弟成长得很好,不自命特殊,不躺在父母亲的功劳簿上,也不依靠先辈遗传下来的“染色体”过非分生活,因而,能真正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。但是有些父母教育子女自命高人一等,对儿女千依百顺,处处让他们得到非分享受,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来给他们玩耍;他们干了坏事,就百般包庇,肆意纵容,走后门,企图来个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以致把儿女变成了新型的“高衙内”“鲁斋郎〔鲁斋郎〕关汉卿杂剧《包待制智斩鲁斋郎》中的一个“高衙内”式人物。”(按:这都是历史故事里著名的白鼻公子)。作为司令公子的“杭州二熊”,后来一个被枪决,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,就是著名的事例。这样的事情决不是“绝无仅有”的,而是有那么一小批,因而也就时有所闻了。某市一位副市长的儿子,某县一个县委书记的儿子,因杀人伤人而被处以极刑的事情,已经不是什么新闻。等而次之,没有受到极刑,但已锒铛入狱,或者路人侧目的,那就数量更多了。周恩来同志告诫“莫学‘八旗子弟’”,在我们这个封建习气还严重存在的国家,看来是很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。

  那些特权人物、特权分子是错估了我们的形势和现实了,因此不必等待“五世而斩”,立刻受到“现眼报”了。

  其实,不仅要教育孩子不可变成“八旗子弟”,对于某些大人来说(按:请注意这个“些”字的准确性),毋宁说自己就必须警惕自己不要变成“八旗子弟”,因为人是会变的。一个人从革命者变成了老爷和蛀虫,在历史上,在现实中,事例是常见的。自命特殊,高人一等,自以为置身于法律之上,吃喝玩乐,逍遥度日,以至于利欲熏心,巧取豪夺,肆意横行,违法乱纪,因而落得个众人摇头、身败名裂的事,难道就很罕见吗?不!这也是不时听到的。

  这样看来,“莫学‘八旗子弟’”的告诫对象,比“干部子女”还要广一些吧。

  写到这儿,《哀“八旗子弟”》这篇杂文,是可以结束了。最后,我想借用一千多年前,诗人杜牧的两句长期应验在某些人身上的话作为结语: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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