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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义和团运动:爱国还是误国?

    发布时间:2017-11-02| 来源:清朝历史

      义和团运动发端于山东,横行于直隶、京师,并向山西、河南、内蒙、东北蔓延。而东南一片,则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股的拳民。拳民在华北平原而不是东南沿海兴风作浪,这当然不是上帝掷骰子的结果,而是有着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因素。

      观察义和团运动的兴衰史,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汉人督抚多主张对拳民采取强硬手段,满人督抚则给予义和团非常明显的“怀柔”。发生拳乱的直隶、山西、河南、内蒙、东北,当时都是满人当政,如这一年的直隶总督为裕禄,山西巡抚为毓贤,河南巡抚为裕禄的哥哥。

      毓贤担任山西巡抚之前,在1899年还当过山东的巡抚,而拳民在山东兴起,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位满人亲贵纵容与偏袒的结果。19世纪末,山东是义和拳民与教民之间冲突层出不穷的省份,近代史上有名的“巨野教案”即发生在1897年的山东巨野县,导致德国借机侵占了胶州湾。鉴于发生“教案”的严重后果,朝廷要求毓贤“随时多方开导,务令民教相安”,但毓贤却向朝廷报告:“委无虐待教民情事,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年,耳闻目睹,知之甚确者”,倒是教民“横行乡里,鱼肉良民,甚至挟制官长,动辄欺人”。在处理民教纠纷、争端时,毓贤被认为“固执成见,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,不免意存偏袒”,稗史说他“奉拳匪为神圣,不惜与其前此冶盗之宗旨相背驰”。

      在毓贤的“主抚”政策下,山东义和拳更名“义和团”,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,甚至有拳民打出“毓”字旗。山东的许多地方,都设立了拳和团的拳厂,如庄平县有八百多个村庄,拳厂也多达八百个。

      毓贤的做法当然引发了列强的强烈不安,他们不断向清廷施加压力,如美国驻北京公使即建议清廷:“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(指毓贤)的职位”。那么谁是顶替毓贤的合适人选呢?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函中说:“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,我认为,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。”在列强施压下,1899年底,清廷只好召回毓贤,委任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。这里有个细节也值得说出来,毓贤临走前,下令诛杀了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。显然,毓贤对义和团的“怀柔”,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同情,而是基于其政治目的的盘算。

      袁世凯接替毓贤的消息传出,令对山东局势忧心忡忡的西方列强松了一口气。1899年12月7日,美国驻华公使给美国国务卿致信:“我高兴地报告您,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;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,和外人交游甚广,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,则扰乱即可停止,秩序即恢复,我们希望如此。”事实上,老袁为了稳定山东的局势,对义和团确实很不客气。有一则轶闻说,袁世凯到任后,给一些义和团首领发请帖,让他们来衙门表演“刀枪不入”的法术,当这几个首领口吐白沫、神灵附体时,老袁拔出长枪,砰砰两声,将他们打死了。这一招够狠,不但惩罚了义和团首领,而且揭穿了他们装神弄鬼的把戏。轶闻未必为真,但袁世凯对义和团的强硬态度则是真的。他一到山东,立即就颁发《禁止义和拳匪告示》、《严禁拳匪暂行章程》;饬令各府州县募雇壮勇,建立团练,协同官府防剿义和团;对闹事的义和拳民,一经抓获,往往“就地正法,以昭炯戒”。在他的铁腕镇压下,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很快陷入低潮。(以上文字:吴钩)

      义和团运动兴起一年后便轰轰烈烈、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整个北中国。但就在高潮之际,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,其兴也勃,其亡也速。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,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。但惟其非常正义、无比英勇,使人更感这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。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,发人深省,否则,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“白费”,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“白费”。

      风暴初起

     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,但最根本、直接的原因则是“反洋教”。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。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,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。鸦片战争后,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,被迫同意解除教禁。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,纷纷来华传教。很明显,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。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,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、医院和报刊杂志,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,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。不过,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,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,屡屡发生各种“教案”。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,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。这样,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,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。

      据统计,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,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,其中较大的有“天津教案”“长江暴动”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。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、土豪乡绅、普通农民、民团会党、城市贫民、流氓无产者……十分复杂,规模越来越大,手段越来越激烈,但基本诉求仍是“崇正避邪”“忠君卫道”的封建性。

      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,以“练拳”为名组织起来,攻打教堂,反洋教。1898年10月下旬,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,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,从山东发展到直隶,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。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,但主要是“顺清灭洋”“扶清灭洋”“助清灭洋”,并明确表示“一概鬼子全杀尽,大清一统庆升平”,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。对一切与“洋”有关之人和物,义和团则极端仇视,把传教士称为“毛子”,教民称为“二毛子”,“通洋学”“谙洋语”“用洋货”……者依次被称为“三毛子”“四毛子”……直到“十毛子”,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。

      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组织、发动的重要工具。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、姜子牙、黄天霸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二郎神、樊梨花等,都成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来源,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。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、撒豆成兵、呼风唤雨、画符咒水等“邪门歪道”与农民

      大众的迎神赛会、祈丰求子、祛灾祈雨等渐渐融合。而义和拳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,如降神附体、刀枪不入、喝符念咒、治病祛灾等。这些招术为广大农民熟悉,极易为他们接受。而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,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,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,保证自己刀枪不入;而且,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、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祇。这些都使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,更易发动。在义和拳的传播过程中,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,义和团的不少神祇都来自这些社戏,许多拳民自称关公、张飞、赵云、黄飞虎……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,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,在言语上摹仿戏上的说白,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,状甚可笑。难怪陈独秀当年在《克林德碑》一文中即称“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,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”。

      总之,社会的动荡、利益的冲突、文化的碰撞、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、文化间的互相作用,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。

      “抚”“剿”之间

      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,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、统一的政策,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。由于中央官员内部和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,有的支持,有的反对,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,摇摆不定,时而主剿,时而主抚,但总的倾向是主抚。而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,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。

     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,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“借法自强”,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,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,上演了“百日维新”的活剧。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,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,发动戊戌政变,维新六君子被杀,康、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,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,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,“维新”失败,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。为了根绝隐患,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,另立新君,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。对守旧派来说,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。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,便想依靠义和团的“民心”“民气”,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“法术”真能刀枪不入,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,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“洋人”,达到废立的目的。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、落后性,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。

     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,义和团情绪高涨,迅速向更极端、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,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,一律打杀。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,情形更为恐怖,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、中国教民被杀,甚至“夙有不快者,即指为教民,全家皆尽,死者十数万人……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,惨酷无复人理”。他们要消灭一切带“洋”字的东西,铁路、电线、机器、轮船等都在捣毁之列,因为“机器工艺”为洋人“乖戾之天性所好”。有用洋物者“必杀无赦,若纸烟,若小眼镜,甚至洋伞、洋袜,用者辄置极刑。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,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,洋纸一张,途遇团匪搜出,乱刀并下,皆死非命”。甚至有“一家有一枚火柴,而八口同戮者”……对开明官绅、维新派人士,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,要“拆毁同文馆、大学堂等,所有师徒,均不饶放”,明令要“康有为回国治罪”,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,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。在这种情势下,西方列强以“保护使馆”的名义组成“八国联军”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。

      这时,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做出正式决定。清廷从6月16日到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,讨论和战问题,主战、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。主和的有许景澄、袁昶、徐用仪等,得到光绪皇帝支持,主张镇压义和团,对外缓和;主战的有载漪、刚毅、徐桐等,实际上以慈禧为首,主张支持义和团,对外宣战,首先攻打使馆区。对此,曾任驻外大使多年的许景澄认为万万不可,痛劝说闹教堂、伤害教士的交涉一直都办过,但如果伤害外国使臣,毁灭外国使馆,“则情节异常重大,即国际交涉上,亦罕有此种成案,不能不格外审慎”。结果当然是主战派胜利,主和派认为中国大难将至,光绪与许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团聚共泣,却毫无办法。许景澄等五名主和大臣不久被清廷处死。6月19日清廷决定“向各国宣战”,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、银十万两,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,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。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,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,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,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,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。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、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,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。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,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,下令剿杀义和团:“此案初起,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,今欲拔本塞源,非痛加铲除不可。”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,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。

      爱国与误国

     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,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,反对社会发展,阻挡历史进步。建立现代化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制度,实现现代化转型,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。义和团排斥、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,坚决反对现代化,与现代化这一历史主题背道而驰。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,如中国文化中“华夏中心”、盲目排外的传统,更有近代中国屡受“洋人”侵略的背景。不过唯其如此,使人更感“戊戌维新”的难能可贵。

      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,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,认识到只有向日本那样“维新”才是中国的出路,中国才能强大。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、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“维新”,怒斥“维新”的种种不是,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“维新”,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,更需要极大的勇气。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,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,很容易被指为“汉奸”“媚敌”“卖国”,所以只有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“冒天下之大不韪”在甲午战败后提出“借法自强”。

      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,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、顽固、落后、守旧者所利用,成为他们手中反对社会进步的工具。而且,正由于义和团非常正义,所以更容易极端、过激,而批评者对种种危害不浅的极端、过激行为甚至无法启齿,因为这种批评很容易被指为站在正义的对立面。义和团运动表明,民众的保守情绪与统治者的保守思想一旦结合起来,后果是非常可怕的。义和团的悲剧说明,仅有正义远远不够,因为仅有正义并不能救国,甚至可能“误国”。所以除了正义、激愤、英勇等,重要的是还要有理性,要有思想启蒙,像维新运动那样,以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才是真正的爱国、救国之道。在近代中国,那种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障碍,是近代中国一误再误的主要原因。

      深刻的经验和教训

      从清政府方面来说,最初利用义和团时只想到“民心”“民气”可用,而没有看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,政府便很难控制其方向、规模,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。因为“民气”不可能如统治者想象的那样,可由其完全掌控、“收”“放”自如。当“民气”被煽动起来后,政府想控制其严重越轨、过激行为已很困难,如果强行将其拉回理性、正常轨道,民众极易反过来指责政府软弱、甚至“卖国”!如果不限制民众的种种过火行动,结果亦肯定是灾难性的。所以“民心”“民气”固然可贵可用,但对统治者而言这却是柄双刃剑,稍有不慎就会伤及自身,所以定要慎之又慎。

      从义和团方面来说,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,一朝得到官方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。特别是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群众运动本来就易“过火”,而官方的支持、甚至仅仅是官方的默许就足令其更加极端,渐失理性控制。但政府总要回归理性,最终要限制民众的过火、极端行为,总要找“下台阶”。可悲的是,义和团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清政府的一种工具,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、一旦清政府要找“下台阶”,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。因此,面对官方的支持或默许,民众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,万勿以为有官方的支持、默许就可为所欲为,其实到头来自己很可能成为“替罪羊”!

      官民双方,都应从义和团事件中汲取应有的经验和教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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