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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"戊戌六君子"被杀真相

    发布时间:2017-10-03| 来源:清朝历史

      “戊戌六君子”之死,一般说法,皆谓其乃系为维新变法而死。但考之史料,这一结论,实在大有问题。

      “六君子”当年被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

      所谓“戊戌六君子”,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、康广仁、林旭、杨深秀、杨锐、刘光第等六人。此六人均与当年之维新运动有关,其中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军机章京;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;康广仁乃康有为之胞弟。

      1898年9月28日,朝廷下达杀害“六君子”之上谕,称:“康广仁、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等大逆不道,着即处斩,派刚毅监视,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。”次日,内阁所奉硃谕将“六君子”之“大逆不道”的罪名具体化。硃谕称:

      “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,惑世诬民,而宵小之徒,群相附和,乘变法之际,隐行其乱法之谋,包藏祸心,潜图不轨。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,劫制皇太后,陷害朕躬之事,幸经觉察,立破奸谋。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,言保中国不保大清,其悖逆情形,实堪发指。……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,现已在逃,著各直省督抚,一体严密查拿,极刑惩治。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,所著文字,语多狂谬,著一并严拿惩办。康有为之弟康广仁、及御史杨深秀、军机章京谭嗣同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等,实系与康有为结党,隐图煽惑。杨锐等每于召见时,欺蒙狂悖,密保匪人,实属同恶相济,罪大恶极,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。旋有人奏,稽延日久,恐有中变,朕熟思审处,该犯等情节较重,难逃法网,傥语多牵涉,恐致株连,是以未俟复奏,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。”

      通观这份谕旨,“六君子”之罪行,总结起来不外乎三条:1、康党谋围颐和园诛杀慈禧;2、“六君子”与康有为结党;3、杨锐等人任职军机处期间“欺蒙狂悖,密保匪人”——所谓“匪人”,其实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等。换言之,“六君子”乃因其康党身份而被杀。

      实际上,“六君子”中厌恶康有为者大有人在

      “六君子”当日被当作“康党”而被杀;后世亦长期将其归入“康党”,说他们围绕着康有为,为了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事业而不惧牺牲。但事实绝非如此,“六君子”中,杨锐、刘光第二人对康党甚为厌恶;康广仁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与康党的关系;杨深秀情形如何,笔者尚未见可靠资料,唯谭嗣同自命与满清为敌,故而口出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”之语,从容赴死。

      1、杨锐、刘光第二人相当厌恶康党

      杨锐、刘光弟乃张之洞门下之人。张氏素来鄙视康有为之学术,斥之为伪学、野狐禅;杨、刘二人之学术旨趣,可想而知。杨锐早年对康有为曾颇有好感,认为康氏上奏的某些条陈“透切时弊”,故于1897年12月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荐康氏去参加瑞典的“万国弭兵会”。但到戊戌年后,杨锐对康党的态度已转为不满与鄙视,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,杨锐曾明言康氏“缪妄”:“近日变法,都下大哗。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,然康固多缪妄,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,必杀之而后快,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?……京师大老,空疏无具,欲以空言去康,何能有济!”

      另据唐才质《戊戌闻见录》披露,谭嗣同曾在给其兄唐才常的书信中提到,在军机处任职期间,因杨锐鄙视康有为,谭嗣同曾与之发生过冲突:“伯兄曰:复生入值,与刘裴村一班,刘愿者,虽不奋发,而心无他。然可虑者,叔峤跋扈,媚旧党而排南海,复生忿与之争,叔峤不纳。”——“伯兄”即唐才常,复生即谭嗣同,刘裴村即刘光第,叔峤即杨锐,南海即康有为。杨锐好友高树在其《金銮琐记》也记载,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铁杆康党谭嗣同、林旭相当不满,私下里形容谭嗣同为“鬼幽”、林旭为“鬼躁”:“鬼幽鬼躁杨公语,同列招灾窃自忧。……叔峤曰:‘某君鬼幽,某君鬼躁,同列如此,祸可知矣。”——考之戊戌年谭、林二人行状,谭氏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、刘光第等人得知,故杨锐呼之为“鬼幽”;林旭年少轻狂,“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”,故杨锐呼之为“鬼躁”。

     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,系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。刘光第的情形,大致与杨锐相似,其进入军机,同样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、由陈宝箴推荐的结果。但或许是因为刘虽得张之洞器重,但终非张之洞心腹之人,故而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,入职之后,也非如杨锐一般,孜孜于筹划促成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。但其对康党的厌恶之情,则与杨锐一般无二。康党开设保国会,刘氏仅前往一次,因厌恶其言论,再未有过交往。刘氏还曾在家信中感叹:“新旧两党,互争朝局(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,新者、旧者均须用好人,天下方可久存),兄实寒心。”所谓“新党”,即是指“康党”。在军机处值班期间,为缓和新、旧矛盾,虽然光绪有关新政之奏章,一概越过旧的军机大臣,交由新任四章京办理,刘氏“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,又曾请于德宗,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”(“大军机”系指旧军机大臣,相对之新任军机四章京,则有“小军机”之名)。

      杨、刘二人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数天,竟被视作“康党”而惨遭杀身之祸,当时之人,皆视作奇冤。张之洞曾急电京中,欲营救杨锐,其电文称:“杨叔峤者,端正谨饬,素恶康学,确非康党,平日议论,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,弟所深知。……此次被逮,实系无辜受累”。刘光第死后,查抄其家,曾搜得弹劾康有为之奏疏一份,尚未完稿。尤使人叹息者,杨、刘二人被捕前不久,均曾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,杨锐的理由是与“康党”无法共事——“同列又甚不易处,谭最党康有为,然在直尚称安静,林则随事都欲取巧,所答有甚不妥当者,兄强令改换三四次,积久恐渐不相能。现在新进喜事之徒,日言议政院,上意颇动……兄拟加遇事补救,稍加裁抑,而同事已大有意见,今甫数日,既已如此,久更何能相处。拟得便即抽身而退。”刘光第的理由是担忧自己“终以憨直贾祸”,欲再被光绪当面召见一次,痛陈“新政措理失宜”之处后,即辞官归家。

      2、林旭、康广仁被捕前后曾竭力摆脱“康党”身份

      时人对林旭的评价是“年少轻躁”,其任职军机章京时,年仅二十四岁。观林氏对康有为之看法,多受外界环境之影响,并无定见。1897年11月,林氏致书李宣龚,谈及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,称“康长素适来,日有是非,欲避未能”,所谓“是非”,大约是此时政、学两界之主流人物,均不齿康氏之学术与政治理念;林氏乃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婿,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,自不愿与名声不佳之“康党”扯上关系。但到了1898年5月,康氏已得光绪之青睐,林氏在为康氏之《春秋董氏学》作跋时,已不忌讳自述:“南海先生既衍绎江都春秋之学,而授旭读之”,显系明言自己做了康有为的学生。

      林氏之进入军机处,按康党的说法,是光绪看中了他“康有为弟子”的身份。但1898年6月,林氏被荣禄招入幕府,或许才是光绪选中他的真正缘故——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必有平衡满汉新旧之考虑:若以杨锐、刘光第代表张之洞汉臣一系之势力;林旭代表荣禄满臣一系之势力;唯谭嗣同充当康有为在军机处之代言人,当属最佳解释。据时人披露,林氏当值期间,“欲尽斥耄老诸大臣”,“凡建一策,僚辈不能决者,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”,可见其冒进与积极。此种冒进,曾引发荣禄之担忧,恐其招祸,故致信林氏,劝其在新政事务上,“虚怀下问”,多与枢庭老臣商议,不应该“遇事纷更”。但林氏既深受康有为影响,康党之目标,乃开制度局、懋勤殿,架空现有各级权力部门,“遇事纷更”乃康党之既定方针,林氏自难以接受荣禄之劝诫。但当京城空气已空前紧张时,林氏曾深夜前往郑孝胥之处问计,据郑孝胥日记记载,林氏与他谈论良久,“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”——此言虽是林氏被捕前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自我安慰式的乐观预判,但也反映出林氏与康党之间存在一定的疏离。另据章太炎透露,林氏在被逮捕前夜,“知有变,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”。此外,据《异辞录》记载,林氏在被捕前一天,还曾求告到李鸿章幕僚马建忠车前,欲求马氏“回车复见傅相,为我乞命”。综合这些材料,可知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处活动求救。

      至于康广仁,因其系康有为胞弟,其“康党”身份似乎不容置疑。然十余年之后,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入狱,碰到一名为刘一鸣之老狱卒,曾看守过谭嗣同、康广仁等人,据刘氏对汪精卫讲:当年,“谭在狱中,意气自若,终日绕行室中,拾取地上煤屑,就粉墙作书,问何为,笑日:‘作诗耳。’……林旭美秀如处子,在狱中时时作微笑。康广仁则以头撞壁,痛哭失声曰:‘天哪!哥子的事,要兄弟来承当。’林闻哭,尤笑不可仰。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,康知将受刑,哭更其。”狱卒之言,当属可信,早在政变之前,康广仁就曾致信友人,抱怨过康有为一意孤行,大事难成:“伯兄规模太广,志气太锐,包揽太多,同志太孤,举行太大,当此排者、忌、挤者、谤者盈衡塞巷,而上又无权,安能有成?”至于林氏之“时作微笑”、“笑不可仰”,未必是凛然不惧,因林氏参与了“围园杀后”之密谋,事变前也曾四处求救未果,至此应该对自己之最终命运了然于胸,已不必如康广仁般“以头撞壁”。

      3、唯谭嗣同一人甘愿为其反满革命理想而流血

      杨深秀以御史身份被当作“康党”而遭到杀害,与其戊戌年和康有为过从甚密有关。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,曾提到:“此时台谏中,惟杨深秀、宋伯鲁最为康用,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。”戊戌年,康有为写了许多奏章,大多以杨深秀、宋伯鲁二人之名义呈递;结果是杨深秀被杀,宋伯鲁逃到外国使馆得免一死。杨氏被杀的直接原因,是他于9月19日呈递了康党拟定的一份涉及武装政变计划的奏折。奏折中,不但要求光绪调袁世凯军队入京,还提议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,甚至建议皇帝考虑与英、美、日三国“合邦”;而最让慈禧心惊胆战者,莫过于该折附片中要求开掘颐和园内的“秘密金库”,并请皇上准募300人,于9月23日正式发掘——所谓“秘密金库”,根本子虚乌有,“康党”编造此一谣言,说开掘“秘密金库”可以为变法提供必需资金支持,乃是为了完成其“围园杀后”计划——此前,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,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,目的就是伪装成掘金工人,入园起事杀死慈禧。杨深秀卷入此种密谋,其被慈禧定为“康党”,并无诬枉。唯杨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递之奏折的个中玄机,尚未敢断言。

      事实上,所谓“戊戌六君子”,唯有谭嗣同一人,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,且确实愿意为之而死。今人多将谭氏归入维新派之列,实际上,早在入军机处之前,谭氏即已深植强烈的反满立场。以其著作《仁学》为例,因反满思想激烈,生前仅梁启超、章太炎等有限几位好友得见。其中如此写道:

      “成吉思汗之乱也,西国犹能言之;忽必烈之虐也,郑所南《心史》纪之;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,不愈益悲乎!《明季稗史》中之《扬州十日记》、《嘉定屠城纪略》,不过略举一二事,当时既纵焚掠之军,又严薙发之令,所至屠杀虏掠,莫不如是。即彼准部(准格尔),方数千里,一大种族也,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,其残暴为何如矣。亦有号为令主者焉,及观《南巡录》所载淫掳无赖,与隋炀、明武不少异,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《大义觉迷录》也。台湾者,东海之孤岛,于中原非有害也。郑氏据之,亦足存前明之空号,乃无故贪其土地,攘为己有。攘为己有,犹之可也,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,一旦苟以自救,则举而赠之于人。其视华人之身家,曾弄具之不若。噫!以若所为,台湾固无伤耳,尚有十八省之华人,宛转于刀砧之下,瑟缩于贩贾之手,方命之曰: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。夫果谁食谁之毛?谁践谁之土?久假不归,乌知非有。人纵不言,己宁不愧于心乎?吾愿华人,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。夫自西人视之,则早歧而为二矣,故俄报有云:‘华人苦到尽头处者,不下数兆,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。’凡欧、美诸国,无不为是言,皆将藉仗义之美名,阴以渔猎其资产。华人不自为之,其祸可胜言哉?”

      正因为谭氏有如此强烈的仇满情绪及“十八省华人”意识,戊戌年之前,他曾屡次言及新疆、西藏、满洲、蒙古、青海等地均可卖给英、俄等国,以筹措资金作变法之用;更对当时倡导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之康有为一见倾心,执弟子之礼,且与康党秘密筹划“湖南自立”。也正因为此种革命党立场,为自身安全计,谭氏曾想买一个外国功名作护身符。1896年12月,谭嗣同致信汪康年,打听外国人开捐功名之事,准备买捐受外国人保护。谭氏说:“传闻英、俄领事在上海开捐‘贡’、‘监’,捐者可得保护,藉免华官妄辱冤杀,不识确实否?保护到如何地步?价值若干?有办捐章程否?嗣同甚愿自捐,兼为劝捐,此可救人不少……嗣同求去湖北,如鸟兽之求出槛絷;求去中国,如败舟之求出风涛;但有一隙可乘,无所不至。若英、俄之捐可恃,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。伏望详查见复。”

      对谭氏之政治立场,张之洞似乎有所察觉。谭氏应召赴京,过湖北见张之洞,张氏曾语带讥讽,谓谭氏:“君非倡自立民权乎,今何赴征?”革命党人章士钊深悉谭氏戊戌年进入军机之真意图,章氏称:“(谭)嗣同(唐)才常,与(沈荩)谈天下前局,其旨趣虽有出入,而手段无不相同。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,意覆其首都以号令天下。……以嗣同天纵之才,岂能为爱新觉罗之所买,志不能逮,而空送头颅,有识者莫不慨之。”谭氏之绝命诗有“留将公罪后人论”之句,《仁学》中谓:“谋反,公罪也”,此乃谭氏临终,隐晦表示自己乃为反满革命而死,非为维新而死。

      康党事后作伪,竭力掩盖“六君子”被杀真相

      “六君子”被捕前,康有为因全盘参与筹划戊戌年围园杀后等内幕,并对其成败有所预判,已提前遁走天津。“六君子”被杀后,康党为维护其“维新派”面目,以争取国际、国内之同情与支持,又不惜种种作伪,掩盖“六君子”被杀之真相。

      1、篡改杨锐、刘光第等与康有为的关系

      如前所述,杨锐、刘光第二人对康有为及“康党”的基本态度是厌恶和不满。但二人被杀后,康党刊布了许多回忆、纪念文章,将二人打扮成了康有为的忠实拥趸。如康有为之《六哀诗》谈杨锐,说杨氏“与我志意同,过从议论熟”;梁启超之《杨锐传》声称:杨锐“久有裁抑吕(后)、武(则天)之志”,于是“奉诏与诸同志谋卫上变”——实际上,杨锐根本不知道康党的“围园杀后”计划,其对光绪所言,乃是要调和帝后关系,绝无什么“裁抑吕、武之志”。

      再如,康有为在《六哀诗》里说刘光第:“我不识裴村,裴村能救我”,说的是康有为被人弹劾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,刘光第与谭嗣同联名担保康有为忠心不二之事;梁启超之《刘光第传》则记载,刘光第称此举是奉君命而为,同时又慷慨表示:“即微皇上之命,亦当救志士,况有君命耶,仆不让君(谭嗣同)独为君子也。”但实际情形,据胡思敬披露,刘光第之所以署名,乃是被一同值班的谭嗣同百般缠扰的结果,“谭嗣同与同班值宿,邀与联名,以百口保之,不能力拒,故及于难。”谭氏对康党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一事知之甚详,其力邀刘光第联名,乃是故意拉刘下水。类似此类篡改者甚多,此不赘述。

      2、篡改谭嗣同绝命诗,掩盖其革命党之真相

      康党对“六君子”之死真相,最重大的掩盖,是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。谭之原诗《题壁狱中》,有两种流传版本。其一是:“望门投止怜张俭,直谏陈书愧杜根。手掷欧刀仰天笑,留将公罪后人论。”其二是:“望门投止怜张俭,直谏陈书愧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。前者系非康党人物所记;后者则是康党所着力宣传之版本。

      这两个版本的主要区别,在于后两句。“欧刀”乃刑人之刀;“公罪”,如前所述,谭氏《仁学》中有谓:“谋反,公罪也”。如《仁学》中所述,谭氏认为满清皇室残害“中华”数百年,乃罪大恶极者,故在谭氏看来,“围园杀后”乃是代表千万“华人”对满清最高领导层实施正义的刑罚,故有“欧刀”之说;所谓“手掷欧刀仰天笑”,乃系指“围园杀后”计划失败,未能如愿刑罚满清皇室。谭氏认为:“谋反,公罪也。……公罪则必有不得已之故,不得任国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。且民而谋反,其政法之不善可知,为之君者,尤当自反”,也就是说,“留将公罪后人论”一句,乃是谭氏自承谋反,且不认为谋反有什么不对。康党戊戌年之后,传播谭氏绝命诗甚力,但这两句,绝不见于其宣传读物,而被置换为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,这与康党在戊戌年后竭力否认自己曾有“围园杀后”计划及“保中国不保大清”等谋反行为,是相一致的。

      至于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,是否康党杜撰,目前还存疑。一种很大的可能是:这两句其实也出自谭氏之手,只不过被康党移花接木嫁接到了绝命诗中。证据就是:谭氏应诏赴京时,唐才常为之饯行,谭氏曾口占一绝:“三户亡秦缘敌忾,勋成犁扫两昆仑”——所谓“三户亡秦”,乃明言此行目的,是阴谋推翻满清之暴政,“昆仑”非独指高山,亦有“华夏”之意。

      除篡改绝命诗之外,康党还捏造了一份谭氏的绝命血书。内有“伤心君父,……告我中国臣民,同兴义愤,剪除国贼,保全我圣上”、“受衣带诏者六人,我四人必受戮,……千钧一发,惟先生(指康有为)一人而已,天若未绝中国,先生必不死。呜呼!……嗣同为其易,先生为其难……”等语。浑不顾谭氏毕生仇恨满清皇族之政治立场,必欲将其打扮成光绪之忠臣烈士;更无视谭氏心知肚明康氏早已离京之事实,反杜撰出“天若未绝中国,先生必不死”等肉麻语。与康党一同逃亡的王照后来披露,这份血书,是梁启超、唐才常、毕永年三人密谋捏造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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