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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乾隆朝为何几乎无官不贪:议罪银制度加重贪污

    发布时间:2017-10-02| 来源:清朝历史网 | 浏览量:

      乾隆朝贪风之盛,从根本上说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,而盛世之下,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,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境。除此之外,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、统治作风,以及性格与爱好,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      有清一代,乾隆朝官吏贪墨之风尤盛,其时,不仅案件多发,婪赃巨大;而且上至部院督抚,下至胥吏衙役,几乎无官不贪,尽管乾隆帝屡兴大狱,然诛殛愈众,而贪风愈盛。

      执政过程中执法不一

      乾隆皇帝虽明确规定:凡官员犯有侵贪、亏空、苛索、贿赂、欺冒、挪移、盗库等贪污行径,一经发觉,严惩不贷,强调“不可为贪官开幸生之路”,并以“斧锁一日未加,则侵贪一日未止”,实施严刑峻法。然而,专制政治赋予了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很大的随意性,故而乾隆帝个人的权力和意志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,其主要表现为:

      其一,因人立法,徇庇亲信。诸如云贵总督李侍尧,在乾隆四十五年(1780),因贪赃索贿,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,由于情节恶劣,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,但乾隆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,遂百计回护,命各直省督抚重议。但当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时,乾隆皇帝犹欲开脱之,对支持九卿之议的富勒浑等人大加斥责,并不顾众意,以“罪疑惟轻,朕不为已甚之事”,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候。不久,即降特旨,赐其三品顶带花翎,起用为陕甘总督。此后,李侍尧贪渎如故,而“上终怜其才,为之曲赦”。又如,闽浙总督陈辉祖亦以“能事”为乾隆帝所器重。乾隆四十六年(1781),陈辉祖因其弟为王亶望贪污大案成员,当坐瞻徇情弊罪,交刑部治罪。但乾隆帝却极力开释之,他说:“朕断不肯因其弟株连,遽置重典。陈辉祖尚属能事,著加恩免其治罪,降为三品顶带,各留本任。”(《清史列传》卷18,陈辉祖传)而且,还委其以查抄王亶望赃物的重任,陈辉祖借机侵贪,又酿成一起侵盗官物的大案。尽管如此,乾隆帝意犹宽容,降旨改斩立决为斩监候,只因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浑、浙江巡抚福崧等连章劾奏,以闽浙两省仓谷亏空等情实,证实了陈辉祖为政之贪。乾隆帝这才迫于形势,赐令自尽。

      其二,以时立法,时宽时严。乾隆帝在其统治前期,执法尚为严厉,二十余年中,共处置贪污大案七起,即兵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善案;浙江巡抚常安案;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案;山东巡抚鄂乐舜案;湖南布政使杨灏案;云贵总督恒文案,以及山东巡抚蒋洲案。这几起案件,犯赃者家被籍没,人被处死。其中,蒋洲乃前大学士蒋廷锡之子,亦严惩不贷。为此,乾隆皇帝还特加指示:“外吏营私贪黩,自皇考整饬以来,久已肃清,乃不意年来如杨灏、恒文等案,屡经发觉,而莫甚于蒋洲此案,若不大加惩创,国法安在?”表明了这一时期乾隆帝在执法上的严肃性。但是,在更多的情况下,特别是到其统治后期,乾隆帝惩贪则“多从宽纵”。乾隆四十三年(1778),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,按律应赔两万余两,乾隆帝谕令全免。浙江巡抚福崧,早在乾隆五十二年(1787)盘查浙江省亏空案及平阳知县黄梅贪污案时,已发现其婪赃之蛛丝马迹,但乾隆帝未予追查,只将福崧改调他省。此外,像于敏中、杨景素等人,皆赃私累累,乾隆帝直到他们死后才予以处置。其宽纵的结果,必然为官吏营私舞弊大开方便之门,“督抚等遂尔无所敬畏,任意妄行”,酿成乾隆后期一起又一起的贪污大案。

      宠重和珅形成恶性循环

      乾隆帝在其统治后期宠重和珅,当为人尽皆知的故事。他先后任命和珅为军机大臣、总管内务府大臣、领侍卫内大臣、步军统领和吏、户、兵三部尚书等官职,秉政达二十余年之久。乾隆后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诸多影响。

      据记载:“时和公相,声威赫奕,欲令天下督抚皆奔走其门下以为快。”“一时,贵位无不仰其鼻息,视之如泰山之安”,或“恃为奥援”极力攀附之。故而,随着和珅官职与官位的不断加升,其家也开始门庭若市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:“和相当国,一时朝士若骛,和每日入署,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,唯恐后期,时称为‘补子胡同’。”补子是官服,说的是官员奔竞结交和珅的丑态,而时风可见一斑。至于官员走和珅门径的具体情形,嘉庆时查办的两淮盐政徵瑞行贿案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。两淮盐政是一肥缺,为了保住此缺,徵瑞供称:他于嘉庆元年(1796),和珅妻故逝时,馈银二十万两,“彼时和珅意存见少,欲伊增至四十万,是以未收。而从前曾送过和珅二十万,当经收受。此外和珅交办缎匹物件等项,并奇巧之物,不可胜计”。

      和珅婪赃纳贿,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:其一,官员在政治目的与利益的驱使下,或自上索贿,导致下官搜刮民脂民膏;或监守自盗,亏空国帑。其二,上行下效。和珅恣意贪婪,官吏争相效尤,有恃无恐。故乾隆后期的贪污大案,凡情节严重、手段卑劣者,多与和珅有关。

      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的挥霍欲望,还挖空心思,在乾隆四十五年(1780)推出“议罪银”制度,规定凡官员坐罪,可以通过缴纳银两的方式得到豁免或减轻处罚,议罪银所得款项均入内务府各库,它增加了皇室的收入。然而,官员的贪污行径更加肆无忌惮,有人在缴纳议罪银后旋即再去婪脏索贿,形成恶性循环。

      太平君主的纵情奢华

      就乾隆皇帝的个性而言,他除了“日励自心强不息”之外,还好大喜功,醉心于盛世太平君主的享乐中,纵恣奢华。其突出表现有两点:

      一是大量收受贡纳。凡逢年节、寿诞、庆典,地方官员都要向皇帝献纳,称为“土宜物件”。虽然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,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,但却从不停止收受,甚至还有以摊派的形式强征的事情发生。如乾隆五十五年(1790),乾隆帝八十大寿,“内外宫殿,大小物仪,无不新办。自燕京至圆明园,楼台饰以金珠翡翠,假山亦设寺院人物,动其机括,则门窗开阖,人物活动。营办之资无虑屡万,而一毫不费官帑,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,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,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。”这次庆典所用经费共计白银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。其中地方官报效数额占62%,均“按其通省养廉数目,量其多寡,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”。

      二是巡幸无度。乾隆在位期间,六次南巡,七次东巡,五次西巡,至于近畿京郊,车驾时出,数不胜记。凡巡幸所经,虽有赈济灾民、治理水患等惠政,但供需之侈,费耗之巨,亦是人所共知的。如每次南巡,随行人员多达2500多人,在车驾往返5800余里的行程中,陆路用马五六千匹,大车百余辆,水路用船千余艘。而巡幸的准备工作,早自前一年便开始进行,并由亲王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,负责勘察道路,修桥铺路,修葺名胜和兴建行宫等等。排场上极尽扬厉,饮食上也相当讲究。

      乾隆帝的纵情骄奢,必然影响到时政和时风。首先,大小臣工为迎驾纷纷效尤。仅以各地给皇帝搭盖的彩棚为例,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经由山东、直隶时,天气已渐炎热,需搭棚避暑。后为取悦帝意,各地争相攀比,便一律搭棚接驾,以至竟成千里御道彩棚相望之一大景观。又如苏州的狮子林,本已荒芜多年,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后开始修复,历经十年,至三次南巡时,终成一座风景秀丽的江南名园。

      其次,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败。地方官无论贡纳还是巡幸办差,都要耗费巨额银两。这给地方官办差造成巨大压力,并成为其贪污的口实

      乾隆朝贪风之盛,其原因是多方面的。从根本上说,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,而盛世之下,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,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境。除此之外,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、统治作风,以及性格与爱好,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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